最近疫情反复，接触到太多跟“解除”有关的法律咨询，诸如劳动合同解除、投资合同解除、采购合同解除、销售合同解除、合伙协议解除、对赌协议解除、租赁合同解除……老乡们都要卷铺盖回家了，疫情对商事交易的干扰难道已经严重到非要解除的地步？新颁布的民法典以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明确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规范下合同变更和合同解除的基本规则，最高法院于近期亦连发两份《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重申了这些规则的适用，为大家提供了法律适用参考依据。涛哥认真研读了全部相关内容，试图找到能够在疫情期间减免办公室租金的办法（被困湖北那么多天，办公室租金掏的不心疼吧），真正为自己提供一次法律咨询服务呗。然并卵，涛哥没有达到减免房租的目的，也没有主张变更或者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权利。不要嘲笑涛哥，且看他如何就房屋租赁合同变更与解除自圆其说：
一般而言，房屋租赁合同最主要的内容是，房东享有收租金的权利和提供房屋使用权的义务，租客有交租金的义务和使用房屋的权利，房东和租客权利与义务相对等。但是疫情影响使原本平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失去了平衡，要么是房东没有按时足额收到租子，要么是租客交了租子没有使用房屋。
第一，房东的合同解除权。疫情发生，涛哥被困湖北，不仅要承担房租，还减少了业务收入，如果不能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期限和金额交付租金，房东是不是就有权把若轩所轰走呢？正常情况确是这样。但疫情关键时刻，最高院出手按住了房东轰人的冲动，法院不支持以逾期交租为由提起解除合同和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涛哥窃喜，最高院还是蛮照顾湖北人，湖北人因封闭省界不能及时返岗返工情况更严重，不能按时足额交纳租金的人员较其他省份人员更多一些，手动点赞啊。
第二，租客的合同解除权。换位考虑，涛哥觉得很亏啊，是不是就能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拍拍屁股走人呢。民法典第563条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合同一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尽管受疫情影响，若轩所遭受房屋租金和业务损失，但还未造成涛哥完全无法开展法律服务的程度（至少涛哥在湖北时也在处理法律咨询），也就是说房屋租赁合同目的尚未达到不能实现，涛哥当然不能解除合同。老乡，老实呆着吧，哪也不许去！
第三，合同变更的协商和司法裁判口径。其实涛哥也没有那么天真和激进非要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只是想设法跟房东大哥商量能不能减免租金，尝试降低损失。民法典第533条再次明确了情势变更规则，如果合同基础条件发生了合同双方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使双方合同履行利益明显失去平衡，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可以与对方协商变更合同。如果协商不成的，也可以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或者事后一致指定仲裁机构的，也可以申请仲裁。最高法也讲，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支持变更合同。涛哥有如拿到尚方宝剑，疫情期间确实遭受了损失，满以为拿着纸上写的权利就能够博得房租减免或者租期顺延的优待。事与愿违，房东也有其难处，租金减免就不要妄想了。
第四，转换成本是必须考量的因素。涛哥意图减损未果，是不是就一定要去法院起诉变更或解除合同呢。这需要考虑转换成本，在汉语语境下，转换成本（conversion cost）是将一个产品再加工成另一个产品所付出的成本，也叫加工成本；而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是舍弃一个产品或服务，换成另一个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成本。涛哥要是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需要考虑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这些成本可能包括：跟房东解除合同法律关系的耗费，时间、人力、可能的诉讼费用、违约金等；寻找下一间办公室的费用，房屋租赁中介费，办公室桌椅柜、设备腾挪搬家费用；网络、电话迁移费；司法局、工商局、税务局变更费用；纸质名片、推广资料印刷费用；百度、美团、大众点评、高德、抖音推广支出费用……这些属于显性转换成本，还有隐形的客户维护成本等。尽管我们可能找到了更为便利、廉价的办公室而节省了房屋租赁费用，但涛哥权衡利弊后，依然选择hang in there克服困难。
所以，朋友们若是再咨询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法律问题，除了知道自己享有民法典上列示的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您先评估一下，是否能承受切换供应商、切换客户、切换服务、切换产品、切换办公室、切换员工、切换老婆……显性或隐性的switching cost。
（PS：切换员工要归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制，切换老婆是《婚姻法》范畴，涛哥，您能不生搬硬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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